“小轩窗，正梳妆……”查阅一下宋元墓壁画则显而易见，梳妆作为特有的题材常出现在墓葬中，为我们不难发现古代女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作为女性闺宅的私密活动，梳篦是梳妆时不可或缺的工具。齿疏为梳，齿密为篦。除了梳理头发的实用功能，梳篦也被作为头饰插戴，为女性增添视觉上的华美。
宋元梳篦，究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发现最早的梳子以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象牙梳、骨梳为代表，大多为竖长形、平排齿，梳齿稀疏。这种造型一直延续至春秋末期，期间出现了铜质的金属发梳，梳背装饰有抽象的动物纹或云雷纹。从战国早期至唐代末期，梳子的造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竖长形被马蹄形所替代。由于制作技艺的提升，梳齿更加密集，风格由朴素渐至奢华。梳背的纹饰也愈加多样，植物花卉、飞鸟瑞兽被赋予新的时代寓意。宋代以后，半月形梳篦逐渐登上梳具的舞台，各种材质、造型、装饰技法趋于完备。而明清时期的梳篦，则基本保持宋制，并延续至今。
回顾宋元时期，市井阶层使用的梳篦多停留在工具层面，常采用易于获取和加工的材料制作，大多数表现的是实用的固发功能。如北宋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农妇，正在边摇纺车边哺乳，为便于劳作，把蓬松的头发卷成若干发髻，仅用一把木梳固定。贵族阶层所用的梳篦则更强调装饰功能。宋佚名《蕉荫击球图》中两位女子皆为贵族装扮，小巧玲珑的发梳插于额前与鬓边，梳脊上珠饰清晰可见，与二人秀丽雅致的姿容十分搭配。除了画作的直观表现，文人笔下的梳篦也透露了其丰富多样的材质，“垒金梳子双双刷，铺翠花儿袅袅垂”、“象牙白齿双梳子，驼骨红纹小棹篦……”
随着现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宋元梳篦的类型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出土文物也充分证明了古人的精巧细思。从地域来看，宋元梳篦的发现以南方地区较多，如江苏、湖南、湖北等，北方省份则相对较少。梳篦出土时往往放置于妆奁之中或插戴于墓主人头部。
与唐代梳篦宽扁的马蹄形不同，宋代梳篦的形制主要是半月形。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梳背变窄，梳齿的数量有所增加，并且梳齿并不等长，中央至两端的长度依次递减，从而反映了梳子的实用性在慢慢地加强。从样式来看，一种是背齿采用相同材质打造的一体式发梳，所用的原料有木、骨、角、玉、金银等。例如江苏泰州蒋师益墓出土的木梳、福建黄昇墓出土的角梳、四川汶川县姜维城宋代遗存的骨梳。
和其他材质的梳子相比，木梳数量较多，这与其物美价廉、坚实耐用有关。木梳的华丽程度虽不及金银，但别出心裁的设计也会使其美感倍增。例如江苏武进村前乡蒋塘村南宋墓出土的黄杨木梳，梳脊环细一圈细密的珍珠，与《蕉荫击球图》中女子插戴的如出一辙；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三件木梳则采用了时下流行的髹漆工艺，分别髤了黑漆、灰漆和红漆；太原西郊小井峪北宋墓出土的两件木梳，梳背镂雕缠枝牡丹纹及二童子跪拜状，雕工精细，以工艺取胜。
金属或玉质的一体式梳最能体现宋代梳篦的复古华丽。江西彭泽易氏夫人墓出土的银梳，梳背有三重装饰纹样，紧贴梳齿的是莲瓣纹，中部最宽处为镂空卷草纹打底的双狮戏球纹，梳背边缘则另取银片包合梳脊，装饰连续花卉纹。该梳的梳齿的高度小于梳背弧高，梳背的面积大于梳齿的面积，显得饱满圆润，具有唐代金银插梳的遗风。文渊山房所藏南宋金梳是宋代少见的一体式金梳，梳齿细密，梳脊处饰有蝶恋花题材，体现了宋人的审美情趣。南京江宁建中村出土的一对南宋牡丹纹玉梳，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完好，雕工最为精美的宋代玉梳。梳体均采用质地温润的和田玉打造，在仅一厘米的梳背上采用透雕的工艺雕出缠枝牡丹纹，反映出南宋时高超的制玉水平。从用途来看，金属打造的梳齿较软而玉质的梳齿易折，所以这两类都不适合梳理头发，应当是用来装饰发髻的插梳。
宋代更为常见的是包背式梳，分为梳背和梳体两部分，一般用金银制作成梳背后再包镶于梳体。由于梳体大多为木质，出土时往往朽蚀殆尽，考古发掘仅剩梳背。最简单的做法是以金片或金箔两面包镶梳子的握手处，如江苏武进礼河宋墓、安徽长丰下塘宋墓出土的包金木梳；复杂一些的是将金银梳背打造成缠枝花卉、鸾凤和鸣、人物故事等各类题材，再通过不同的包镶方式与梳体扣合。
受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影响，宋代金银梳背上的花卉果实、缠枝卷草等纹样刻画细微、清新写实。杭州博物馆馆藏的单面花卉纹金梳背，正面锤鍱出十二朵形态各异的花卉，梳背脊打造出联珠纹，梳背下缘饰鱼鳞纹；双面花卉纹金梳背，中间锤鍱缠枝花卉和云气纹，两端錾刻菱形网格纹。二者均采用了宋代最常见的锤鍱和錾刻工艺。江西永新北宋刘沆墓出土的银鎏金梳背，童子纹稚朴天真，带有强烈的民俗意趣。与半月形的形制不同，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金梳背，肩部带有一定弧度的折角，两面是金色组成的卷草连梅花的图案，背上七个金圈为镶嵌珍珠所用，由于年深月久，珍珠已朽烂无存，是宋代少见的采用镶嵌工艺的梳背。《宋史·舆服五》中有记载“非命妇之家，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可见墓主身份并非一般妇人。
作为木梳的配件，梳背通常有两面包镶、单面包镶或只包镶梳脊三种做法。最为别致的金帘梳属于单面包镶，是南方地区独有的样式。其特征是梳背外缘有花网装饰，如湖南临湘陆城一号南宋墓出土的一件。通体金质镂空，梳背上饰有鸾凤飞鸣和两只对飞的蜜蜂，梳背外缘为宝相花组成的花网，末端系缀金铎铃，甚是华丽。相似的还有江西新余出土的金帘梳、上饶博物馆藏宋代双龙戏珠镂空金梳帘、文渊山房藏双凤穿花金帘梳。其戴法如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墓主额头中部的金丝网状围髻，佩戴时将梳背插入前额的发髻，使花网自然下垂如帘。明代的围髻或是由其发展而来。
只包镶梳脊的梳背往往采用镂空的技法，如江西安义李硕人墓出土的镂空毬路纹金梳背，两端各做出包角，中间为带状毬路纹，两侧为卷草纹饰。毬路纹也是宋代服饰常有的纹饰，代表着“连环不断，福泽绵延”。此外，宋代还流行用竹节纹装饰梳脊，如南京南郊宋墓、南昌齐城岗宋墓、镇江回龙山宋墓出土的金梳脊。作为梳妆用品，竹节纹也出现在同时期的金银簪钗上，寓意着青春永驻、坚韧坚贞。
就宋代的篦子而言，其出土数量远少于梳子，材质也不及其丰富，造型分为两种。一是与梳子相类，只是篦齿更加细密，如福建黄昇墓出土的角篦；二是外形似“非”字，如常州武进村前蒋塘南宋墓出土的竹篦，两面篦齿细密，中间由两片竹质篦梁将篦齿及篦档夹住，辅以棉线捆绑固定。此外，南方地区的墓葬中还有以纸篦作为明器来随葬的风俗。
从文史资料中可以窥见，宋代女性在梳具上的消费对城市商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都城纪胜》中记录有专卖首饰的花行，“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武林旧事》中介绍都城临安的小经纪有“钗朵、牙梳、洗翠、修冠子、小梳儿、染梳儿、接补梳儿”等等，分工细致、各司其职。此外，金银梳背上的铭文也印证了宋代民间手工业的发达。为维护店家的信誉，工匠常把店铺名、匠名、表明金银成色的印记砸印于梳背之上，如上海松江区南宋窖藏出土的金梳背，左端刻划“张壹郎”，右端刻划“十分金造”。“张壹郎”为铸造工匠，“十分金”指明了金子的成色为足金。南京南郊宋墓出土的竹节纹金梳背两端分刻了“刘三郎”和“半千”铭文作为工匠名和重量的标记。江西彭泽北宋墓出土的双狮戏球纹银梳在梳背的中下方刻有“江州打作”、“周小四记”用以表示产地及匠铺名。
元代的梳篦主要出土于墓葬或窖藏，其造型、工艺继承了宋代梳篦的特征，具有承上启下的时代风格。形制仍以半月形为主，既有一体式发梳，也有金银包边的发梳。金银梳背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在宋代的锤鍱、錾刻、镂雕、镶嵌等金银细工的基础上更加精湛。
梳背用薄金银片包镶的方式仍在流行，如山东嘉祥曹元用墓出土的包金木梳、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包银木梳。梳背的纹饰则延续了宋代世俗化的特征，最能体现本朝特色的主要是龙凤、花鸟等带有喜庆吉祥的寓意的纹饰。作为程式化的祥瑞图案，“双龙戏珠”在梳背上屡见不鲜，表达了元代女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湖南临澧新合窖藏出土的金梳背系用金片镂空錾刻出流云、火焰和双龙戏珠图案；武汉黄陂县周家田元墓的金梳背则是用一块金片锤鍱而成水波纹衬托的双龙戏珠，可惜出土时所嵌之珠已经脱落；湖南株洲堂市乡刘家湾窖藏的银梳背也是镂雕的双龙戏珠，龙长嘴，火焰尾，三利爪，龙身饰以细方格表示鱼鳞，边缘以连珠和五叶花瓣相衬。三件包镶手法不同，第一件两头至末端逐渐合成尖形平面，紧密贴合于梳脊；后两件作成立体弓状，两端渐收后形成包角与梳脊扣合，佩戴时需要侧插方能显现其美。
就梳背的辅助纹饰而言，宋代流行的联珠纹也被元代所延用。如湖南津市窖藏出土的金梳背，外缘是五行凸起的联珠纹，内缘镂空，饰有梅树、花卉、流云、卷草纹；贵州余庆县官仓村元代砖室墓出土的金梳背，中间饰有缠枝花卉纹，拱形上缘、下缘皆饰联珠纹，脊部作波纹状包边装饰；湖南华容发现的金梳背，更是将联珠纹发挥极致，梳脊处为满工的联珠纹。
此外，元代还有一些特殊材质的梳篦，如湖南沅陵元黄氏墓出土的玳瑁梳。尽管玳瑁作为首饰出现得比较早，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的诗句，《奁史》中也有关于玳瑁梳、玳瑁簪的记载，但由于玳瑁易蛀，考古发现的实物寥寥无几。作为动物型原料，将玳瑁做成梳子并包镶了鸾鸟穿花纹金梳背，更是显得珍贵。元代篦子的材质在宋代基础上也有所突破。苏州张士诚父母合葬墓的银奁中有一件双边银篦，中间为篦梁，两侧有细密的篦齿，做工十分精细。
从文学作品中可知，元代时城市里仍有许多以卖梳为生的小商贩。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屠侩报应》记，“邻人潘二者，以木梳为业”；宋褧《燕石集》中有“象奴晚泊卖象梳，金钱卖得相欢呼”的描述。据元代通俗读物《碎金》的记述，元代的梳子也有南北之分，北方有“犀玉站头梳”，南方有“牙梳”、“帘梳”、“耽帽梳（玳瑁梳）”、“龟筒梳”、“鹤顶梳”等。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中说：“则我这催鬟高插水晶梳”，亦知还有水晶制成的梳。元代民间除了金银作坊，也有“接补梳儿”的手艺。元杂剧《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顾香玉将玉梳一分为二赠与荆楚臣，后二人相见，玉梳复合，就是“银匠用金镶就，依旧完好。”说明了元代的金银匠人同样具备高超的技艺。
女性插梳最早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平广记》引《志怪录》：“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见一妇人……彩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到了唐代，女性的插梳行为愈演愈烈，《捣练图》《宫乐图》《调琴啜茗图》上等都能看到各种插梳的倩影，精美绝伦的梳篦为云鬓花颜的女性增添了绰约丰姿。至晚唐五代，女性插梳的数量慢慢的变多，甚至在满头插遍，让人眼花缭乱，所以才会有元稹《恨妆成》中的“满头行小梳”。
宋代妇女崇尚插梳的风气与唐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京师女性以漆纱及金银珠翠制成发冠，冠上缀以数把白角大梳，号称“冠梳”。这种冠梳曾风靡一时，但因尺寸过大导致妇女乘轿和走路的不便。宋仁宗时期，因其浮夸的装扮修饰的效果与社会风气相左，曾一度遭到当朝律令的禁止佩戴。而唐代小梳子的应用，宋代初年在中原地区已不再流行，虽然敦煌宋画妇女头上犹使用六梳、四梳，但这是由于边远地区受前一时期制度影响，变化较晚些。
除了金银插梳，宋时还流行插戴象牙梳。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介绍都城临安城市风貌时提到，“染红象牙梳”的匠人在大街小巷中准备为顾客的牙梳染色。宋陶谷《清异录》“绿牙五色梳”条云：“洛阳少年崔瑜卿，多赀，喜游冶，尝为倡女玉润子造绿象牙五色梳，费钱近二十万。”陆游在《入蜀记》中描述，女性“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支，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可见，不仅是京城地区，插梳的风气还流传至偏远的蜀地。虽然并未出土过“如手大”的象牙梳，但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的素胎贵妇俑却从侧面印证了陆游的记载。该俑的发髻上扎系一条发带，发带下方倒插一把半月形梳，显然比一般的梳子要大许多。到了元代，虽然插梳的风气不如从前，但从元散曲“包髻金钗翠荷叶，玉梳斜，似云吐初生月”的生动描述可知，元代女性仍以插梳为美。
宋元时期，梳篦的使用逐渐从装饰性转向实用性，造型以半月形为主，制作纤巧雅致而富有生活气息。纯金银打造的梳子数量不多，更多的是用金银包边的梳子。包镶方式有两面包镶、单面包镶或只包镶梳脊。元代梳篦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和款式纹样均是在继承宋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纹饰题材延续了宋代世俗化的特征，主要有龙凤、花卉等。总体而言，宋元梳篦是梳篦发展史中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也是以小见大的典型范例。
3.王仁湘：《中国古代梳篦发展简说》，《湖南考古辑刊》1987年10月。
6.邓莉丽：《民俗学视域下的宋代金银饰品研究》，江南大学2016年6月。
8.陈高华：《元代妇女服饰简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8年第6卷第4期。
上一篇:非遗木梳“梳”出多彩人生
下一篇:无花“美好果”